&esp;&esp;考试的成绩差不多在考完后的一个礼拜就可以上网查询。在成绩公布的前几日我还是照常地每日到图书馆报到。就在某个週五的下午，我吃完午餐回到座位上。坐在我四周的其他人有些在午睡，有些在读书，也有些在偷偷地打情骂俏。我心想成绩应该差不多出来了。登入网页后，一个数字浮现在眼前，「113」，我的口说23分。托福到手之后，接下来就是一连串的文件准备。学校要求一封推荐信和一件作品。后者简单，我打算做一件拼贴画(l)。因为不是科班出身，所以不会被学院的技巧绑住。在创作上，我更可以没有束缚地肆意挥洒。但麻烦的是前者，我又必须跟人性打交道。我不确定我的离职信有没有把谁惹毛，但我很有兴趣去探一探他对于我这个人的评价到底是什么。因此，我发了封邮件给吴义建。过没几天，他回信了。信中说：「我很乐意去写这封推荐信，但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你在这间公司工作的三年间对于它的贡献到底是什么呢？」我心想：「果然没这么容易就能把推荐信搞到手。不过这样也好，见招拆招吧！」我把他要的东西给他，他不满意又回信要我改，我改完之后又再传给他。我们就这样来来回回地用信件交流了几个礼拜。最后，我终于在学校申请截止的前两天把推荐信拿到手。我把所有需要准备的东西上传到学校网站，静待审核结果。当时的我心想：「如果失败了，就回岛屿的科技业继续工作。」我不会知道人生的前面有什么东西在等着。

&esp;&esp;疫病在岛屿外蔓延横行。正当大家都不认为疫病和自己有关时它就来了。或许疫病来得及时，它让自大的人类得以有自省的空间。或许疫病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救赎，让人类得以有孤独的空间，好好地跟自己的内在做最深的对话。岛屿因为经歷过sars的严峻考验，面对疫病时的态度比其它国家来得更谦卑，更谨慎。欧美各大国因为长期沐浴在自身的伟大传统文化或者是先进科技里，永远觉得人定胜天，不觉得在所有的理性外还有更大的不可思议。正当人类觉得自己已经做到不惊、不怖、不畏时，惊慌、恐怖、畏惧就来了。疫病从岛屿西边的大陆开始向全世界展开攻势，人类节节败退。相对于疫病，人类是如此的大。但我们在疫病面前却感受到自己是如此的小。如果把「大」和「小」字面上的主观意识拿掉，其实疫病可以是大，而我们可以是小。螻蚁可以是大，大象可以是小。在一头死亡的大象面前，螻蚁可以一点一点地将其尸身不断地啃食至消逝。每天看到死亡的人数无止境地上升，一个一个肉身被疫病吞噬。我彷彿看到波西(hieronybosch,1405~1516)《人间乐园》中右侧描绘的地狱。人类不用等到死亡后下地狱，此时此刻即是地狱。

&esp;&esp;「ngratutions!」出现在信中第一行的第一个字，我知道我被录取了。得知结果后的第一时间，我跑去跟陈夫人说：「我上了！」她回说：「那间学校叫什么名字？你要去学什么？」我回说：「学校叫『parns』，我要去学些程式相关的东西。」这句话一说出口，我从此就跟伦理分道扬鑣。这句话一说出口，我知道此生已经不能回头，已经彻彻底底地失去完成伦理的资格。当天是一个失眠的夜晚，我不断在想我到底该不该去冒这么大的风险去做这件事。我到底该不该离开主流价值的体系去追求一个异变的人生。但我想到那位在埠德宠底下资深同事的话，「我们其实都是自由的。」要做，当然要去做，即便知道成功的机率渺茫还是要去做。我现在拥有了一双蜡做的翅膀，我不知道蜡接近太阳时会遇热融化，还是决定很兴奋地直直向热烈的太阳飞去。

&esp;&esp;时间不知不觉地就到了要飞往岛屿东边那遥远大陆的那一天。疫病还是继续残酷地肆虐全球各地，因此我看到了可能此生不会再见到的景象。整个桃园国际机场空荡荡的。每位乘客的眼中都流露出担忧的神色。不知道谁身上带有病毒，所以相互地猜忌揣测。上机时，口罩与头戴式面罩是基本，我甚至还穿上黄色轻便式雨衣，彻底地将自己与外界的接触减至最低。出纽约甘迺迪国际机场时是晚上七点。我差一点被私家计程车的司机骗走，好在机场的警卫把他轰走，我才顺利地搭上不坑人的公家计程车。当天刚好是平安夜，加上疫病的缘故，路上的车子并不多。计程车飞快地行驶在道路上。一整排的曼哈顿夜景动人，我终于到了这座城市。我住在距离曼哈顿岛一站地铁的「longisndcity」。住家附近的生活机能完善，超市、健身房和餐厅都是在走路可接受的范围内。办理入住之后到对面的超市买了个难吃到不行的冷鸡肉三明治简单果腹便仰头大睡。接下来的几天要处理许多琐事，办手机门号、开银行帐户和採购上学必需品等……。这学期其中一门课的教授早早就把必须买的东西的清单寄给我们，例如：缝纫机、做衣服样本的l布料、素描本、铅笔、各种不同尺寸的针线等洋洋洒洒地罗列了三十几种东西。因为第一学期是採用全线上教学，所以出门的机会不多。因此，我便趁开学前积极地四处逛逛走走。拜疫病所赐，我又见到了可能此生不会再见到的景象。整个纽约市空荡荡的。从longisndcity往曼哈顿岛方向行驶的地铁上没多少乘客。我从中央公园(centralpark)东南角的地铁出口处回到地面，原本应该人声马车声络绎不绝的第五大道(5thave)也人烟稀少。此时的纽约市像是一个病贵妇人。虽然患病，但还是难掩她与生俱来的雍容华贵与优雅大度。我沿着第五大道往大都会博物馆(thetropolitaneuofart)的方向走，耳中的airpods播放着两千年前的一个岛屿乐团告五人(aefive)的《在这座城市遗失了你，whereilost》。此时中央公园里树木的叶子都已经依循着四季的流转而掉光了。我想起了宋朝流行的枯枝美学。宋朝接在冠盖满京华的唐朝后面。在创作上，它如果要和唐朝比顏色的多彩与物质的华丽就死定了。所以它转向面对「空」的本质。如果所有的繁华富丽是一种美的呈现方式，那褪去所有表象上的华美可不可以也是一种美学呢？或许此时的纽约市也在学习如何面对「空」的本质吧！疫病或许也是一次一座伟大城市必须学习去做的功课。一直去追求「满」到最后其实是「空」。

&esp;&esp;第一学期开始了，一切都是如此熟悉又陌生。熟悉是因为又再度回到学生的角色，陌生是因为学习的东西和之前在岛屿上所学的是如此地不同。课程的安排非常紧凑充实，学校试图把每位学生的时间都塞得满满的。并不是因为要上的课很多，而是作业的量足以把我们连假日的时间都塞满。虽然第一学期的课程大多是入门课，但因为我不是科班出身，而且在岛屿上长期用理性思维做事已经让我的感知能力受到巨大的伤害。因此我在学习上受到的阻力也比其他已经有底子的学生来得大。其他人笔下的模特儿是要腰是腰，要臀是臀，要腿是腿。我画出来的模特儿跟我一样是五五身，大手大脚，眼歪嘴斜。其中让我感到最焦虑的一门课是「technicalstudio」。要学会用缝纫机这件事足以让我焦虑清醒一整晚不得眠。在我的印象里，我好像只缝过鸡的肚子，连钮扣都没有缝过。我努力克服恐惧，终于将新买的缝纫机拆封。依循着youtube上的影片教学做，一开始的引线与穿线就把我搞得头昏脑胀。好不容易把机器设定好，用针脚把布料固定住，脚放上踏板后轻轻地施加压力，机器开始运转。简简单单一条直线我可以把它缝成像北宜公路那样的九弯十八拐。但就像准备托福那样，我必须在一开始的时候很开放地去接受我学习上所呈现出来的笨拙。当我挺过了这个尷尬期，之后的进步就明显了。我一点一滴地找回我失去的感知能力。用尽全力去感受一个点一条线的变化。一个点可以是高峰坠石的一个点，一个点也可以是闪耀在太空的炽热恆星的一个点。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缝纫技术和对于布料的掌控有了明显的进步。但所谓的「美术」其实包含两个部分，一是「美」，另一是「术」。作为一位创作者如果只掌握了后者而不具备前者是不配被称为创作者的。科学也是一种美术。掌握了「术」而不具备「美」只能被称为工程师。能把两者玩得很好，才配被称为一位科学家。我开始思考我将如何创作。

&esp;&esp;technicalstudio的期末project是要实作出一件衣服。期中过后，我就开始思考我应该要如何将我的思想灌注到我的作品当中。在每週与教授的一对一会议中，她只能提供我技术上的建议，到底要做什么是我一个人必须去解决的问题。我日也想，夜也想，终于在某一天下午抬头仰望蓝天白云发呆时有了啟发。我打开photoshop，将蓝天白云画在空白的页面，然后画了个可爱的黑色降落伞小人影加在蓝天白云里，最后加了个彩虹在最下方。我仔细地丈量每个地方的尺寸长度。其实做衣服就像是在做晶片，每一个地方的量度(dinsion)都非常重要。失之毫釐，差之千里。每一个地方都差一点点到最后就是衣服不合身或者是晶片断路。两者的差异只在量度的单位不同而已。半导体製程里的黄光(lithography)就像是做衣服中的打版(patterng)。蚀刻(etchg)就像是裁切布料(fabriuttg)。而最后的金属接线(tallization)其实就是缝纫(seg)。人们之所以会认为做衣服和做晶片不同只是因为自己思想上的狭隘而已。当思想自由了，所有的学问与知识其概念都可以互通有无，进而得到不同的啟发。我把样式设计好后就立马把它送到厂商那边去印布料了。

&esp;&esp;过了差不多两个礼拜，我订的布料终于寄到我住的公寓。我迫不及待地将其拆封，将我打版好的每块样版整齐地排列在布料上，并将它们全部剪下来。我要做一件btier小礼服。衣服的本体是蓝天白云，裙身的部分有一道弯弯的彩虹，而btier的正中央有一个黑色降落伞小人影，在小人影的上方我要再找另一块布料来拼接成降落伞本体的部分。我没日没夜地做着我的作品，尽量把每一个我可以掌控的细节都顾虑到。每做完一个部分就马上把它放到人台(anne)上看看就视觉上是不是我想要的结果，同时也确保这件衣服的尺寸是正确的。最后，当我把收边的最后一针缝完的时候，我向后倒，摊在工作桌旁的沙发床上，瞬间失去意识，深深睡去。

&esp;&esp;第一学期结束时也已经接近六月了。这座城市已学会如何和疫病共存，大街小巷中的人群开始恢復成疫病爆发前拥挤的状态。纽约市又开始热闹起来。就当这整座城市开始恢復生机时，我的心情却是沉重的，因为我要来处理伦理的问题了。我挑了一天早上打了通视讯电话回岛屿，陈夫人接起了电话。我跟她说明我来到这块大陆上学习的是什么，并不是我之前所说的「程式相关的东西」。她的反应异常地冷静，冷静到我害怕。她彷彿预期到这一天的到来，预期到我会下这一步险棋。我把期末作品给她看，她也没说什么，只是安静地听我叙述。我的内心非常不安，她平静到让我寒毛直竖的程度。我知道当一个人平静到一个程度时那将会是她最大愤怒的展现。我情愿她对我大吼大叫。那通电话讲完之后，我焦虑地在房间里来回踱步。过了十分鐘后，电话又再度响起，是陈夫人打来的。我惴惴不安地接起了那通电话，她在电话另一头用命令式的声音说：「你跟我说一句实话。我看到你的『那个东西』上有一道彩虹，你是不是同志？」当我听到这个问题时一整个语塞，我不知道要回答什么。但我的反射神经直接发号施令给我的声带，让我在瞬间就发出「我不是」的声音。她在电话另一头的语气顿时放松了不少，回说：「那就好。别人的小孩我尊重，但我的小孩绝对不能是同志。绝对不能是同志。」我回说：「你放心。我不是。」电话掛了之后我不知道在房间里呆坐了多久。我就只是呆坐着，脑中一直縈绕着陈夫人刚刚的那一句话，「我的小孩绝对不能是同志。」既然选择了一条创作者的路，我就从此和「完成伦理」没什么关係了。但我今天还是败给了伦理，我还是屈服在伦理的面前。在伦理的面前我还是无法诚实地面对真实的自己，我不配作为一个创作者。我不配。今天，在母亲的这个角色面前，我还是选择了当一个她看得懂的儿子的角色。但作为一个创作者是不能被伦理里的人看懂的。一位画家的画如果被其母亲看懂，那么这位画家并不是一个好画家。因为母亲要的是儿子，不是要画家。所有的母亲都会希望她的小孩是她们可以百分之百掌握理解的。但是在创作的世界里，伦理里的角色必须被剥除才行。人类的文明之所以能往前推进有一个关键性的原因就是上一代的人看不懂下一代的人。在我的内心里，创作者和儿子这两个角色不断地衝撞。我不知道要怎么样去处理这两个如此不同且又相互矛盾的角色。我想创作但又无法把伦理里的角色断乾净。即便到了现在，正在打这一段文字的我还是会时常陷在这个不可解的难题中。从那一天起，我和陈夫人的关係就变得有点尷尬。每週的视讯问安电话还是会打，但是彼此都很有默契地避开服装设计这个主题。她想要一个她看得懂的儿子，我就去扮演那个她看得懂的儿子。这是儒家一直歌颂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理想吗？如果是这样，那这个理想也实在是一个可歌可泣的悲剧。孔老夫子，真有你的！